在北京德宝09年春季拍卖会上将推出一件八米余长的泥金绀纸写经,这件写经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三百四十四的全帙,凡十四纸半,全长8.35米,每纸三十一至三十二行不等,每行十七字,以银泥为界栏,金泥书写,文字煜煜生辉书写极为规整,远远的超出了一般写经的书写水平。根据相关的文献记载,金银字写经是用来做供养的,与一般阅读使用的写经不同,而在用工用料方面又格外用心,故而全卷从纸张的砑制,界栏的划定,文字的书写都一丝不苟,可称为唐人写经中的楷模。卷末钤印四方:“陈大海外搜奇印记”、“明远鉴定”、“宝拙庵藏”、“泉石粼粼居印记”,陈大是清末举人,当系在日本获得此卷并重新加以装裱,原签题为“旧藏唐人写经卷”。 用金银字写经根据《佛祖统记》卷二十三的记载,在梁朝中大通年间(529-534)就出现了,从书写的效果及当时染织技术的发展来推断,应当为磁青纸写本,因为只有通过深蓝或深黑、深蓝紫、紫等较重的颜色才能衬托出金银字的光彩,显得显丽堂皇,而染磁青纸所需的染料靛蓝、板栗壳等取材较为方便。从今天国内外存世的泥金银写经主要写在紫纸和磁青纸上的情况来看,当时也应当是这两种纸。磁青纸又名瓷青纸、绀纸、碧纸、绀碧纸、绀青纸、青藤纸、碧楮纸、鸦青纸等,绀是红的意思,碧是蓝绿的意思,绀碧就是蓝紫色,被称为磁青纸则见于明代宣德以后,以其颜色近于青花瓷的颜色故也,日本、韩国现在仍称为绀纸。据《唐大和尚东征传》,鉴真和尚在天宝二年(743)东渡日本时携有:金字《华严经》一部,金字《大品经》一部,金字《大集经》一部,金字《大涅槃经》一部,此次未能成行,天宝十二年再次东渡时又携带了相同的金字经。另据日本入唐僧人圆仁和尚《入唐求法巡行记》记载,圆仁来华时,于五台山金阁寺菩提院之藏经阁,见有大历年间(766-779)的绀碧纸金银字大藏经共六千余卷,可见当时已经有大量的磁青纸泥金银的写经存在。 从考古发现上看,敦煌藏经洞的佛教经卷中发现了金字银栏的磁青纸佛经残片(现藏法国);山西应县、浙江瑞安、江苏苏州分别出土了辽、五代、宋等代的磁青纸佛经,日本三井文库所藏敦煌遗书中有一部卷子本《维摩诘经》是和一批有隋唐纪年的经卷同时收藏的,这卷经的日本编号为025-13-7,卷子用8.5张磁青纸,金字银线,每张纸25.7×50.7cm,三十二行,每行十七字。这件写经因为是随着有确切纪年(自北魏延昌二年至北宋乾德三年)的敦煌写经入藏的,因而更有断代上的参考依据,本次上拍的拍品与这卷写经的行款风格相同,另外苏州博物馆藏有七卷1978年从瑞光塔出土的磁青纸泥金写本《妙法莲华经》,其中一卷有题记云:“大和辛卯(931)四月二十八日修补记”,上海图书馆藏有一件五代“弟子彰义军节度使钱洪信敬舍”的磁青纸泥金写本的《妙法莲华经》,为册页装。从出土的情况看,这些泥金银写经均是作为极其贵重的物品供养在佛塔中的,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磁青纸的佛经逐渐退到装饰的地步,很少看到有大规模的泥金银写经,如在宋元本佛经上看到的用金银泥写在磁青纸上的题签和在明代版刻佛经中经常看到的用泥金印在磁青纸上的然后粘贴在经卷上的“皇帝万万岁”条记等,这也可视为泥金写经的当初特殊地位的孑遗。 这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纸幅为56×24cm,每纸三十一行至三十三行不等,每行十七字,与常见的每纸二十八行的写本不同,但依据前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副主任、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方广錩先生的《中国写本佛教大藏经研究》:“(唐人写经)由于手抄修造,随意性很大。即使相对比较容易规范的行款,也由于各地纸张不同,抄写者不同所抄的经典并不完全符合上述规范,现存几部唐代入藏录对同一部经典所用纸张数量的记载互不相同,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至于界栏,整体风格等,随意性更大。可以说,用这些标准来仔细衡量古代写经,则不但不存在两部完全一模一样的藏经,甚至不存在两卷完全一模一样的写经”。再参之以日本三井文库藏的《维摩诘经》,可以解释为磁青纸作为一种特殊的纸张,其行款和常见的染黄纸唐人写经行款的不同,是因为书写材料的不同。另有一则材料也可以从侧面证实这个观点,在山东省即墨市博物馆藏有一件有北宋“庆历四年(1044)太岁甲申十二月戊子朔五日壬辰弟子何子芝造此经一部谨记”题记的泥金银写经六卷,卷轴装,纸用磁青纸,字用金银泥书写,楷书,每纸书写二十六至三十三行,每行十六至二十字不等,纸幅为30.5×52cm。1987年3月26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为北宋写本,被定为一级文物。这部经的用纸与本拍品相近,前文提到的五代写经由于没有相关的详细资料,其用纸的情况不得而知。在纸的色泽方面,我国古代的纸张防腐防蠹技术很先进,加之磁青纸又经过特殊处理,故而在今天考古中发现的磁青纸实物除去自然的老化和人为地折损之外,均色泽艳丽,没有蠹痕。除去上文中提到的即墨博物馆和杭州瑞光塔写经之外,在西北地区发现的现藏西安文管会的写于光定四年(1214)的西夏文磁青纸泥金写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也是纸色蓝紫,色泽鲜明,富丽庄严,极为漂亮。 再从文字风格上考虑这卷写经的情况。此卷写经文字的唐人风格是很浓厚的,从结字用笔到一些唐代特殊用字的使用都可以做为佐证。与五代北宋的写经更是有极大的差别,北宋的写经以金粟山大藏经为代表,字取颜体,笔划粗细均匀,较为敦厚,与唐人写经的笔划细劲,顿挫感明显的风格不符。因此可以排除此卷为五代以后写经的可能。1978年4月在苏州瑞光塔第三层塔心中发现七卷唐五代时期的磁青纸泥金写经,第一卷尾部墨书题记“常州建元寺长讲法华经,大德知某记”,第二卷尾部墨书题记“大和辛卯(931)四月二十八日修补记”,第七卷尾部金书题记“时显德三年(956)岁次丙辰十二月十五日,弟子朱承惠特舍净财,收赎此古旧损经七卷,备金银及碧纸请人书写,...”这几卷经呈蓝紫色,虽历经千年仍然纸色鲜艳,金色熠熠生辉,并且文字风格与本场拍品近似,加之其题记中说这几卷经是在旧经的基础上修补的,则这些经的初写年代应该至少在唐代晚期,这也可以作为本拍品从文字风格角度断代的参考依据。 中国文化对东亚诸国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在写经方面也是,在古代的日本和朝鲜都曾出现磁青纸金银字写经,他们称之为绀纸金银字写经,但就现存的实物看,朝鲜现存的金银字写经有宋元时期的(韩国称为高丽时期),唐五代时期的未见(韩国称为统一新罗时期),其字体取柳体,比较接近宋元刻本所使用的字体,纸张与中国的也不同,纸面较涩,有毛毛的感觉,如德宝拍卖公司此次上拍的高丽文臣闵思平所施的泥金写经。这可能与泥金写经的特殊性有关,金银粉与胶的配兑比例十分重要,否则容易脱落,这种纸可能就是为了增加其粘着性。以上内容可参见韩国出版的《国宝》书籍卷。日本的情况比较复杂,存在多种可能,如从中国输入的,像前文提到的鉴真和尚出使的情况;有从朝鲜输入的,如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从日本借得的展览品(见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官网);再就是本国人自己写的,据现存的实物看有紫纸金银字写经和绀纸金银字写经两种,尤以奈良时期为最,此时正值盛唐时期,也是唐文化输入的高峰时期,这一时期的写经面貌基本上与唐人写经一致,但整体上给人的感觉是字体不如唐人写经法度严明,并且这一时期的泥金银写经存世极少,泥银写经只有东大寺的二月堂被焚后留下的几卷残本,泥金写经则以紫纸金字为多,这可能与日本造纸技术的发展有关,名品有天平十八年写的《紫纸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这两种写经的字体与唐人写经的字体不类,有魏晋字体的风格,奈良以后则逐渐流露出日本本土的风格与唐人写经的差异更大。 综上所述,再对德宝此次上拍的这件泥金写经进行分析,此经当为早期输入日本者,在清末又复经旅日中国人陈大回购收藏。从该写经用纸和字体上看,与出土的和现存的同类性质的写经相同,用纸基本上符合唐代用纸的规格。在色泽上,每纸颜色不十分统一,尤其是后一纸,字体也与前边不一致,可能为不同人书写,亦可能为补抄,如系补抄,时间当不会太晚,也可能是同时期的中国人或日本人,因为其字体风格尚未脱离唐代的特点。唐代写经的字体风格以敦煌写经为常见,但这并不是唐人写经的全部,这卷写经给人的整体感觉是字体圆熟,可能是盛唐时期写经生的作品,但也有可能是晚唐时期会昌灭佛以后的作品,因为旧有风格的破坏有利于新的风格的产生。 泥金银写经作为佛教文献中的一个特殊门类,以其独特的书写形式,精湛的书法艺术,备受研究者的关注。现存于邻国韩国、日本的同种形式的泥金银写经均被定为国宝,而在中国《佛教古籍定级标准》也给予其特别关注,在名词术语解释的二十三个条目中占三个条目。而根据相关的馆藏记录看,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现在并无有确切纪年的唐代泥金银写经入藏,从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泥金写经现藏法国和日本。因此这次德宝公司出现的这件泥金写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值得文物界、藏书界的关注。 在此之前我们具体请教了李际宁先生、翁连溪先生等几位国内敦煌写经方面和古籍版本方面的专家,他们对这件写经的看法略有不同,大家均认为该经为宋元以前泥金写本,肯定不是日本写本,但不排除有朝鲜古写本的可能,我们根据各位先生的意见收集相关资料整理成以上文字,并将此件写经的制作年代定为唐时期(公元618-907年)写本。浅陋之处在所难免,还望方家指正。 主要参考文献与资料来源: 《中国写本佛教大藏经研究》 方广锠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 李富华 何梅著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出版 《佛经版本》 李际宁著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日本书法经典名帖佛教写经》 韩天雍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1年出版 《从敦煌遗书探讨瓷青纸始制年代》陈启新著 中国造纸科技网 《国宝—书籍卷》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编 《唐大和尚东征传》 汪向荣校注 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 即墨市博物馆官网 苏州博物馆官网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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